女人•献祭•惩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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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江健三郎的《人羊》以战后日本为背景，描写了一种特殊的“文化冲突”。美军士兵，或许不了解日本的风俗，仅凭自己的认知，认为某种体罚是严厉的惩戒。这种惩罚方式，在西方文学中早有体现，斯宾文的诗歌、卢梭的遭遇，都佐证了这一点。
在俄罗斯文学里，鞭笞的场景也屡见于笔端。《静静的顿河》中，哥萨克人用这种方式惩罚与布尔什维克有染的人，高尔基的《我的大学》里，也描绘了外祖父施予体罚的细节。甚至到了20世纪，集中营的黑暗历史中，依然充斥着这种残酷的行为。
回到故事发生的背景，那个年代，这种惩罚在美国也并不罕见，尤其是针对黑奴。当然，其他族裔也可能遭受这种待遇，海明威就曾回忆过自己类似的经历。不可否认，无论哪个国家、哪个阶层，这种惩罚对人都是一种伤害，日本也不例外。
只不过，日本传统上更常用木杖。据说，这种刑罚方式源于中国，唐朝以后，日本效仿唐律，也引入了这种制度。《唐律》规定：“拷囚不得过三度”，日本的法律也有类似的限制。中国人信奉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，“治家犹如治国”，因此，杖笞也成了官府常用的惩罚手段。
杖笞有一套完整的流程：从宣判到行刑，每一个步骤都有严格的规定。受罚者只能默默承受，而行刑者则拥有绝对的权力。打或不打，都体现着权力的威严。当然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统治者，而不是行刑者。
从肉体上来说，杖笞的伤害也许并不严重，但它带来的精神羞辱却难以磨灭。受罚者被迫摆出屈辱的姿势，毫无反抗之力，只能任人宰割。而臀部作为敏感部位，更能激起人的羞耻心。这一点，日本人也心知肚明。《明律译义》中就提到：“笞者，耻也，乃使人受辱，是为惩戒而设。”
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杖笞往往是当众执行的。这种公开的羞辱，不仅让受罚者无地自容，也让观看者获得了施虐的快感。在英国反对肉刑运动中，就有人指出，肉刑会引发旁观者的“虐待狂冲动”。萧伯纳也曾说过，公开执行的鞭笞，总能吸引大批围观者，他们在目睹他人受苦时，会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兴奋和狂喜。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公开行刑也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手段。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警告所有潜在的“罪犯”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：那些原本应该引以为戒的旁观者，反而站到了行刑者一边。他们或许已经预见了自身的命运，但却不愿承认，反而要通过扮演施暴者的角色，来逃避内心的恐惧和绝望。
鲁迅笔下的看客，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。他们冷眼旁观他人的苦难，却浑然不觉自己也是这个悲剧的一部分。福柯也曾说过，公开行刑表面上是为了彰显国王的权力，实际上却成了一种“统治被推翻、权力被嘲弄、罪犯成英雄”的狂欢。
在那个时代，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被惩罚的命运。西班牙旅行家伊本纳兹就曾在他的游记中写道：“在中国，那些硬的竹板，是真正的权威者……中国人中，唯一不会挨打的人，只有天子。”
然而，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一旦失去权力，也难逃被清算的命运。因此，中国人对挨打这种事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。这不是麻木，而是一种无奈的适应。正因为这种无耻的适应，他们才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生存下来。
真正的强者，不是挥舞棍棒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够承受一次次打击的人。 胜负、尊卑、长幼、夫妻之间的关系，自古以来就引发诸多讨论。尼采曾言：“想要征服，必先准备好面对挑战。” 他的话语，或许可以引申至不同的人际关系中，揭示出其中复杂的权力博弈。
某些地区，某些群体中，男性对女性的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反思。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国家的特例，而是广泛存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中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女性有时似乎也默认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。在某些文化中，女性甚至将某些行为视为获得幸福和家庭地位的必要途径，即使这些行为在旁人看来难以理解。例如，在俄罗斯的一些地方，女性认为遭受某些对待是丈夫爱意的表现，而未经历过这种对待的女性反而会感到不安。更有甚者，某些地区将此类行为与生育能力联系在一起，例如罗马的“牧神节”和欧洲某些地区的“万圣节”前夕，人们相信某些仪式能够增强女性的生育能力，这些仪式往往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。
当然，不同文化中，两性关系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。某些文化中，“男尊女卑”的观念根深蒂固，女性被视为弱势群体，其价值被严重低估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，女性因其体力上的弱势而被轻视，这种观念也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男性将女性视为附属品，可以随意对待，甚至将女性与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。例如，一些语言中，使用与女性相关的词汇来贬低男性，将男性转变为女性视为一种惩罚，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女性地位的低下。
女性的生理特征也常常被赋予负面含义，例如月经、生育等自然现象，在某些文化中被视为不洁，女性因此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之外。历史上，许多文化都将女性视为祸水，认为女性会影响男性的判断力，导致灾难发生。英雄豪杰往往被塑造为不近女色的形象，而沉迷女色的君王则被视为亡国之君。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，将女性物化，忽视了女性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。
更有甚者，在战争年代，女性往往成为被迁怒的对象。由于体力上的弱势，女性在战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，更容易遭受不幸。为了避免更大的屈辱，女性被迫选择自我了结，而这种行为却被赋予了“贞洁”的光环。男性将自身的荣誉与女性的贞洁捆绑在一起，却忽视了女性在面对战争时的无助和绝望。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男性有时还会将自身的罪恶强加于女性身上。他们将女性遭受的苦难归咎于女性自身，认为女性应该为自己的遭遇负责。这种扭曲的思维方式，不仅是对女性的二次伤害，更是对人性的践踏。
然而，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，女性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。她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挑战不公的命运，为争取平等和尊严而奋斗。例如，一些女性选择投身革命，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贡献力量，她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
一些文学作品也开始关注女性的命运，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偏见。例如，一些作品塑造了勇敢、坚强、富有智慧的女性形象，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，而是拥有独立人格和追求的个体。这些作品的出现，预示着人们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和思考，也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两性关系提供了希望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那些追求理想的人也像圣徒一样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的保尔·柯察金，喜欢用近乎残酷的方式磨炼自己。他经历了伤寒、瘫痪、失明，甚至直面死亡，却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。他放弃了美丽的冬妮亚，觉得她太过世俗，他甚至拒绝了他的同志丽达，因为他担心家庭生活的安逸会消磨他的意志。他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发过誓，在我们没有完成目标以前，我是不考虑个人问题的。”他的肉体仿佛已经完全摆脱了世俗的欲望。正如齐泽克所说，是“超越了普通生理需求的崇高存在”。对他们来说，人的肉体是灵魂的囚笼，而人生的目的就是突破这一囚笼，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。
对他们来说，无法忍受苦难，就无法实现理想。危险算什么？最接近神圣的正是被捕、遭受折磨。伤痕是他们荣誉的象征，这象征恰恰是对手给予的，就好像作家萨德笔下的施虐者给予鞠斯汀娜的鞭痕一样。《色·戒》中的那些追求理想的人，一定预料到了会得到这象征，甚至他们是为此而去的，越是遭受折磨，这象征就越是深刻。他们自豪，自豪的程度，与他们承受的苦难成正比。但是且慢，这并非绝对，假如受难者是女性。
按理说，女性比男性柔弱，她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也因此她们比男性更有可能获得精神上的升华。但这更加危险，危险是因为“两性关系”。女性最残酷的遭遇，莫过于“身体”上的伤害。这种伤害会造成对她们的玷污，这是致命的。如果被玷污了，即使动机崇高，也会被认为是“不洁”的。所以关于女性受难的叙述，往往会尽量淡化她们遭受的“身体”摧残。但是郑苹如的武器，却偏偏是“女性特质”。虽然她本来是个大学生，上海法政大学一年级的学生。她是为了收集情报，为了爱国“事业”才不得不周旋于社交场合。但她毕竟置身其中了，而且涉及了“两性关系”。电影《色·戒》里有这么一个情节：王佳芝为了完成任务，去跟一个有经验的男子发生关系。虽然是为了磨砺“武器”，但这仍然是一个极具冒犯性的情节。本来，创作者应当把这一笔模糊处理，观众一般也不会去深究：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，如何能够完成任务，这在逻辑上是否合理？现在让这一点凸显出来了，也因此凸显了王佳芝行动的特殊性质。那个男人并不是她的爱人，她不爱他，她接受了这种关系，这是她的一次冒险。然后她再将自己置于另一个同样不爱她、甚至恨她的男人面前，是更大的冒险。这种冒险是巨大的，很可能被解读为纯粹的丑化，行事者需要谨慎把握。当然我们可以从她崇高的动机来理解她、宽恕她，但是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的宽容。即使我们想，我们也难以说服自己。在她牺牲后的那么长时间里，她默默无闻，鲜为人知。同样为国捐躯的她的弟弟郑海澄和她的未婚夫王汉勋，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。而直到现在，上海才拟在福寿园内建立郑苹如雕塑和墓碑。其中是否有特殊的原因？要是没有电影《色·戒》，恐怕这雕塑和墓碑还不会建成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正是因为电影的“演绎”，才因此给予了“正名”的可能，郑苹如才得以被更多人知晓。
事实确实是，郑苹如自始至终的目标都是明确的，她把握住了底线。但是张爱玲却没有让王佳芝把握住，让她最后爱上了目标人物。这是毁灭性的，彻底颠覆了人物形象，一败涂地，万劫不复。所以当郑苹如家属认为这是影射郑苹如时，才会那么气愤。郑苹如的侄儿郑国基挖苦说：“是张爱玲她自己爱上了胡兰成！”
张爱玲爱上胡兰成是事实。这事历来被人们所诟病。但是没有资料证明张爱玲倾慕于胡兰成所做的错事。她爱上胡兰成，并不因为他身份特殊，而因为他是一个男人。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。爱本身并没有错，错的是爱的对象。这个男人错了，错的是胡兰成的个人品行，而不是他的其他问题。不同的问题未必是一回事，品行不好的人，可能在其他方面并非如此，比如汪精卫，他就是例子。不幸的是，张爱玲碰到的是一个各方面都有问题的人。
据陈子善回忆，郑苹如事件发生时，张爱玲并不在上海，而远在香港。她是后来从上海的各种小报里知道这事的。当然知晓的来源也很复杂，胡兰成也告诉过她，是一个利用特殊手段的故事；好友宋淇夫妇也曾向她讲述过郑苹如等年轻人组织行动的事。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张爱玲对这事非常感兴趣。为什么感兴趣？她感兴趣的点在哪里？我们看到了不久后写出的小说《色·戒》。作为长期的阅读者，作为写作者，我很知道，在传统小说中，作者的意图往往是随着故事展示开来的，情节的归宿往往就是主旨。《色·戒》的结局是“爱情”。张爱玲感兴趣的是“爱情”！
这与其说是爱情，不如说是“牺牲”。王佳芝这么做，明显会把自己推到名誉和生命的深渊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然可以解释为她被“爱情”冲昏了头脑，女人是“感性”的，张爱玲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与胡兰成的一场恋爱，她成了爱的祭品。但是从常理上说，人是会总结教训的，张爱玲在现实中经历了失败的爱情，为什么还要在写作中坚持爱情？她又是极聪明的女人，从她的作品中，可以感受到她对人情世故极其深刻的了解。那么她为什么还要让主人公这么做？也许可以解释为，她不能不这么写。作家创作的主观意愿跟客观呈现有时是矛盾的。她只能叹息。这是女性的宿命。
女性的命运是什么？马克斯·韦伯说：“两性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。”凯特·米莉特在她的《性的政治》中分析：“我们的军队、工业、技术、高等教育、科学、政治机构、财政，一句话，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（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）的途径，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。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。甚至那些超自然的权力—神权或‘上帝’的权力，连同它有关部门的伦理观和价值观，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—或者，就像T.S.艾略特曾经评说过的那样：文明本身，都是男人一手创造的。” 这种创造，让男人“将自己置于特定位置”，这也就为他们自认为拥有某种权力，而女人为何要终其一生承受这种权力，找到了理由。“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他无需多言”。于是，当尼采说出那句极端的话语时，虽然我们会感觉偏激，但是潜意识里，还是能找到些许共鸣。我们认同了这种“力量”。霭理士在他的《性心理学》中发现：这种“力量”，在使用的工具上也得以体现，“某些名词往往也就是特定事物的代称”，“人们都熟知的一些物件都是象征；但是其中一种更具有最显著的特征，即其延展性，其象征意义就更确凿无疑了。”在汉语中，也存在类似的指代关系。
当然这种权力并不只体现在诉诸“力量”。正如汉纳·阿伦特所说的，统治由两种权力维系。第一种权力来自公众对该权力的认同，第二种权力是通过强力施加的。如果统治形式努力通过自我调节以符合某一意识形态，它就属前一类。两性关系获得认同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、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“社会化”，以适应基本的社会规范。不仅是男人，女人也接受了这种模式，她们也形成了自我认知，她们也在某种程度上“构建”了现状。布尔迪厄提出了“无形压力”这一概念。所谓“无形”，是指能被那些懂得规则的人所理解，就好像特定服饰上的符号。女人理解了它，认可了它，服从了它。
作为女人，张爱玲对女人的命运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。女志士者虽然是志士，但她归根结底是女人。女人只有通过付出才能立身，通过牺牲来成就。作为妻子，她必须承受压力。作为母亲，她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孕育新的生命。作为家庭主妇，她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而且往往得到的认可甚少。即使让她与男人拥有同等权利，走上工作岗位，她也会比男人承受更大的压力。男人用某种方式对待女人，觉得是自己的能力体现。女人爱男人，最终换来的也许是失望。张爱玲很清楚这一点，她曾经在胡兰成面前，“变得很卑微”，但她越卑微，对方就越“坦然”。你越爱他，就越让他习惯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种习惯最终还会导致他的麻木，“没有波澜”。但是女人不这么做，还能怎么做？也许她可以耍手段，但是用手段维系的“爱”，还是“爱”吗？
我们不妨设想，假如郑苹如没有被杀，假如丁默邨原谅了她，她更深地陷入这段关系，那她就更难解脱了。假如她断然离开丁默邨，离开了后又能怎样？她能改变命运吗？她能掌控人生吗？她的价值就是性别。当初就是因为性别，她才被关注。当然她可以不干了，熬到抗战胜利，嫁给王汉勋。但是她仍然要面对传统的角色，仍然要付出。当然她也可以选择不婚不育，也可以不爱，那么她就会被社会看作异类。她只能接受女人这个身份，承受女人这种命运。
1946年，张爱玲去温州看胡兰成，是知道胡兰成已被通缉的。她仍然追随他，一定清楚这是冒险之举，但她还是去了。但发现胡兰成身边已有了别人，她只得黯然离去。那个背影一定是落寞的。刘再复在评论张爱玲时说：“张爱玲对世界是悲观的，对文明是悲观的，对人生是悲观的。现实中的一切，成功与失败，光荣与屈辱，到头来都将消逝，最终归于虚无。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，而其苍凉感的内涵又很独特，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文明与人性的悲观。这种悲观的理由是她实际上发现人的一种悲剧性怪圈：人为了摆脱孤独而创造文明，但被文明刺激出来的欲望又使人走向孤独。人在拼命争取自由，但总是得不到自由。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人质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质，说到底只是‘困兽’，想象中的自由终究是虚假的，唯有束缚和消逝才是真实的。”
人不自由，女人更不自由。张爱玲把自己封闭起来了，在写作中接近消亡。《色·戒》写于1950年，但是到1978年，张爱玲才将它收入《惘然记》出版，已过去了近三十年。据作家沈寂说，当时胡兰成刚在台湾出版了《今生今世》。“张爱玲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在这篇小说里。之前一直不发表，是她对胡兰成还心存希望。”
我们可以想象，这近三十年间，张爱玲是在怎样的一次次写作和修改中疗愈自己。这种疗愈，甚至变成了折磨。这种折磨不是产生快乐，而是以“痛苦”为“快乐”。不错，她曾经清醒地拒绝了胡兰成的回心转意，但是她不可能拒绝爱。作为女人，她需要爱。既然需要，就接受了爱这种“痛苦”。她只能全身心地投入。这才是“色·戒”的真正涵义：男人沉迷，女人被“束缚”；女人需要“爱”，就戴上了“枷锁”，就被套住了，听从了“爱”的驱使，任自己坠入痛苦的深渊。也许久而久之，这痛苦本身就变成了快乐，福柯就把这种体验本身看作一种“快乐”，而不是痛苦。
其实，王佳芝在老吴要她坚持忍受下去时所做的申诉—“他要掌控我的内心”，似乎就已有着警告的成分。颇有意味的是，不是进入身体，而是进入到了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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